2022年3月5日凌晨，甘肃平凉的秦红利躺在产房里，在麻药尚未起效的剧痛中接受了紧急剖宫产，当场晕厥。当她再次醒来，迎接她的不是新生儿的啼哭，而是一连串令人窒息的意外——女儿因窒息过久已被转往上级医院抢救，而她本人，在没有签字、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又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一次未经同意的二次开腹手术。四年后，司法鉴定一纸结论揭开真相：平凉市妇幼保健院在分娩过程中存在多项医疗过错，与新生儿脑瘫之间具有同等原因力。更令人错愕的是，涉事的主刀医生尚蓝天，竟是该院副院长，曾获“三八红旗手”“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一个原本应当满怀期待的分娩，最终演变成一个家庭的崩塌和一场令人扼腕的医疗悲剧。秦红利今年37岁，和丈夫生活在甘肃平凉，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丈夫外出打工维系。生育路上，她已经走得足够艰难：第一个孩子意外离世，第二次怀孕又以流产告终，第三次才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这一次怀孕，对她和这个家庭而言，寄托了太多期盼。产前检查一切正常，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显示低风险，唐氏筛查也未发现异常。一切迹象都在告诉这个家庭，这次应该会平安顺利。可谁也没想到，进入产房才是噩梦的开始。
因妊娠超过预产期，秦红利在医生建议下接受了水囊引产，于3月4日进入产房待产。当晚22时48分，胎膜破裂后胎心骤降，脐带脱垂——这是产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胎儿会因脐带受压而迅速缺氧窒息，留给医生的抢救窗口通常只有几分钟。然而，直到23时10分，紧急剖宫产手术才正式启动，23时23分女儿佳佳出生，从脐带脱垂到胎儿娩出，整整过去了35分钟。孩子出生时无自主呼吸，被诊断为重度窒息和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当晚紧急转往上级医院抢救。
而秦红利本人，在麻药未起效的情况下被紧急剖宫产，剧痛中晕厥。当她醒来，产房里没有孩子，没有哭声，安静得令人不安。她看到护士在产房里反复翻找，后来才知道是在寻找一块遗落的纱布。还没来得及细问，她又被安排去做X光检查，检查后，在没有医嘱、没有任何书面告知、没有她本人签字的情况下，她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二次开腹手术。秦红利称，她在手术中清楚地看到医生从腹腔内取出了一块血迹斑斑的纱布，X光影像也显示腹腔内有异物影。但院方的手术记录中，二次开腹的原因被写成了“腹腔渗血”，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纱布的痕迹。
2025年7月，当地卫健部门查实，涉事的副院长尚蓝天和产科副主任干丽敏伪造了秦红利病历中的手术记录和术后病程记录，所谓“X线透视显示有少量液平面”等内容，均系编造。干丽敏在问询中坦言，二次开腹的真正原因是担心纱布遗留体内，只是以渗血为由告知了产妇。至于那块纱布到底有没有被遗留在秦红利体内，院方称后来在产妇身下的转运垫间找到了，但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佳佳因出生时窒息严重，最终被确诊为大脑性瘫痪，她无法爬行，无法行走，无法说话，只能依靠流食维持生命。为了给孩子治疗，秦红利夫妇带着女儿辗转北京、西安等地进行康复训练，前后花费数十万元，收效却微乎其微。佳佳的残疾人证上，赫然盖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9月29日的印章。而秦红利自己的身体也一直没有恢复，伤口长期无法愈合，腹部疼痛、遗尿、失眠、产后抑郁接踵而至，比这些更让她煎熬的，是女儿的病情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
四年后，2026年3月5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的司法鉴定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平凉市妇幼保健院存在对水囊引产指征把握不充分、脐带脱垂发生后处置不当、剖宫产实施不够及时等多项医疗过错，这些过错与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及后续脑性瘫痪之间，具有同等原因力。同时，院方对秦红利实施的第二次开腹手术被明确认定为错误医疗行为。这意味着，在法律上，医院的过错和新生儿的脑瘫后果之间被认定为各占一半的原因力。
2026年4月2日，平凉市崆峒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开庭前两天，当地法律援助律师突然解除了代理，留下没有任何诉讼经验的秦红利夫妇两人独自出庭。庭审从上午持续到中午，未当庭宣判。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截至4月13日，涉事的副院长尚蓝天和产科副主任干丽敏，依然正常排班出诊。尚蓝天不仅是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医师，还曾获得平凉市“三八红旗手”、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干丽敏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也曾两次获得“三八红旗手”称号。那些光环，此刻显得格外刺眼。
这起案件的背后，还有更多值得深思的细节。企查查信息显示，平凉市妇幼保健院开办资金1.15亿余元，曾多次因医疗损害纠纷被起诉，还曾因环保问题被罚20万元。这家承担着妇女儿童健康保障职责的公立医院，似乎并非第一次站在被告席上。
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的时候，除了愤怒，更感到困惑：一个有副院长头衔的主任医师，怎么会犯下伪造病历这样基本的错误？医院在明知可能存在纱布遗留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先和患者沟通，而是选择偷偷摸摸地二次开腹？当患者家属还在等待法院的判决时，涉事医生为什么还能若无其事地正常出诊？这些疑问，恐怕需要更多人来追问。
这起事件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难题，而是一连串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叠加在一起，最终酿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脐带脱垂发生时，如果处置更及时一些，或许孩子就不会窒息那么久；纱布被发现疑似遗留时，如果和患者充分沟通并征得同意，或许就不会有那份伪造的病历；即便一切都不幸发生了，如果事后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或许还能给这个家庭一点安慰。可现实是，四年过去，孩子依然是脑瘫，家庭依然在苦苦支撑，而涉事的医生依然穿着白大褂，正常轮班出诊。
这起案件目前已经开庭，尚未宣判。很多人在等待一个说法，等待一份公正的判决。但比判决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件事给所有人敲响的警钟——医疗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每一个环节的疏漏，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命运。当光环和荣誉成为掩盖失误的护身符，当制度性追责迟迟无法落地，谁来为那些在产房里永远失去正常童年的孩子负责？
关于这件事，你怎么看？你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医疗纠纷经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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